(29)笔者认为，以下协力义务可视为不合理：一是，行政相对人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就为借鉴相对成熟的基本权利教义工具开拓国家目标条款的规范进路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阐明其在合比例性要求上与基本权利的耦合，在主观性宪法诉讼中密植其规范内涵，提升其作为宪法规范的约束功能。
其二，立法机关进行的重要的基础性建构仍然要受到宪法本身的控制。但是由于尚未出生的后代在当下并不具备基本权利主体资格，无法进行防御权主张，因此这种保护义务是一种纯粹的客观法义务。这种规范语言上的开放性易被误解为规范性本身的开放乃至否定。需要强调的是，不论是实然规律还是关键性法律概念对国家目标条款规范内涵的延伸，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提供的仅仅是阶段性的释义启发，既需要与宪法规范相一致，又需要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不论是为了保护基本权利，还是为了实现人的尊严性、社会性生存而减排，这些宪法义务都是通过给国家设立某种概括性目标而产生的，并且因环境气候的整体性而指向国家的体系性建构作为。
[32]对于这样的预设，施米特表示了部分反对。一方面，结合客观事实的自身规律和秩序结构，相应国家目标条款的规范核心可被深入发掘，从而适当限缩立法形成自由。（三）法院层级不足是审级职能定位改革的卡口目前改革试点中上提不宜、下放不行的困境，症结在于我国法院层级不足，改革空间比较局限。
（四）土地、山林等自然资源权属争议行政裁决案件。但如果两者相加，法院层级都会达到五级乃至六级。范丽思：《省级统管后法院经费保障机制再造》，载《人民司法》2021年第22期。但到顶端，呈喇叭口急剧收缩，对33个高级法院裁判的监督职责一下子集中到最高法院。
这大大超出了最高法院的负担能力，也偏离了最高法院的应有职能。[16]现在看来，他们的想法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
现有的主要按行政区划设置的四级法院体系，已经不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纠纷的增长趋势和超大型单一制国家的治理需求，需做结构性改革。以下4类案件下放到区县法院：（一）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即使拿法国作比较，我国的人口和疆域相当于20个法国，高级法院之上只有一个法院（最高法院），也是偏少的。[6]这可能增加当事人对法院能否公正审理的疑虑，也增加基层法院的审理压力和廉政风险。
按照该通知，诉讼标的额1亿元以内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基层法院管辖。目前，主要是改造利用转制后的铁路法院，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层面实行。 摘要: 面对数以万计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再审申请，正在进行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遭遇上提不宜、下放不行的两难困境。最高法院的法官被淹没在常规、琐细的案件中，本身是宝贵法治人才资源的浪费。
虽然宪法中没有大区分院的规定，但宪法授权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肖峋等：《我给这部法律打90分——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原副主任肖峋访谈》，载何海波编：《行政法治奠基时：1989年〈行政诉讼法〉史料荟萃》，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480页。
巡回法庭的设立强化了最高法院的监督力度，在超越司法地方化、改革审判方式等多个方面作出了重大探索。派出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也符合学理和惯例。
（二）设立大区分院符合宪法的精神、原则和规定设立大区分院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有利于更好维护法治统一、贯彻权利保障，符合宪法的精神和原则。当时的大区建制本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情况下的过渡措施。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并非越多越好，这一点外国也有经验教训。只有涉及重大、普遍的法律适用问题，才可以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法官主要从最高法院和高级、中级法院法官中选调，需要增加的干部职数不多。当代社会的纠纷数量前所未有，法院层级不必因循拘泥。
（一）适应社会纠纷快速增长的趋势纠纷数量的增长是现代国家的普遍现象，也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基本趋势。大区分院的裁判原则上是终局裁判，不能对之申请再审。
由于诉讼主客场、地方政府不当影响等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地方法院的公信力偏低，当事人上诉和申请再审的比例较高，纠纷不易在一审、二审阶段终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司法体制几经调整，形成了四级二审格局，这个格局目前面临调整优化。
多种司法改革方案都遇到四级法院体系这个卡口。但是，让法院再审自己的案件，其公信力毕竟不足，公正性令人担忧，不但弱化了再审制度的功能，还造成人民群众对于司法改革的疑虑。
实践中，地方法院广泛开展协调和解或者诉前调解，寻求纠纷的实质性化解。法治国家的要义不在于纠纷少，而在于纠纷能够依法、公正、及时终结。把案子大量放下去，纠纷难以终了。[3]过去几轮的司法改革始终面临一个两难困境：最高法院把案子大量提上来，最高法院难以承受。
派出机关不同于派出机构，是组织法上的一个法人实体，依法以自己名义行使职权、自己承担责任。（三）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或者程序性驳回复议申请的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法〔2021〕242号）。（二）案件下沉也会带来很大问题鉴于最高法院超负荷的情况，正在进行的审级职能定位改革尝试将初审和再审案件的管辖下沉，但这种做法也不是没有问题。
以行政案件为例，根据笔者对裁判文书网和北大法宝的检索，最高法院2020年审结1.4万件再审审查案件，进入实体审理的只有3.3%。但它们在监督下级法院、统一法律适用上，发挥的作用并不逊色。
[8]龙宗智：《审级职能定位改革的主要矛盾及试点建议》，载《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2期。目前，政法系统通过开展诉源治理、依法规制滥诉、推动协调和解、强调公正裁判，努力实现纠纷的实质性化解，减少上诉申诉信访。[17]这一方案在理论上可以成立。相比于司法改革的其他选项，设立最高法院大区分院的设想有一些优点，也有可行性。
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5期。[8]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久前终止审议以此方案为基础的《行政诉讼法》修正草案，[9]也说明此路不通。
三个法官一合议，就可以盖着最高法院印章下裁判，怎么能不冲突？都由院庭长、专业法官会议、审委会把关，怎么把得过来？所以，最高法院必须择案而审，力求审理一件、解决一片，案件数量可以上千但不宜上万。卢超：《功能视角下的中国行政诉讼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88页。
[10]罗豪才等：《为了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对话罗豪才教授》，载《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王才亮：《行政诉讼制度不能开历史倒车》，载微信公众号王才亮的笔耕园地2023年1月6日。
